赵占魁与“赵占魁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赵占魁是一位热爱本职工作、埋头苦干、无私奉献、敢于担当的普通工人,他的事迹被在企业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现并汇报后,由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对其先进模范事迹作了全面总结。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认为,赵占魁最可贵的一点是“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赵占魁是一个“新劳动者”。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新劳动者运动”。随着运动的普及和具体化,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山西定襄县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之一,曾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从1916年开始,赵占魁先后在太原铜圆厂提炼部、太原兵工厂、同蒲铁路介休车站修理厂当工人,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掌握了炼铜、蒸锌、打铁、翻砂等技术。1938年初,同蒲铁路被日军占领,赵占魁逃到西安,报名进入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学习,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转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创办的工人学校学习,被编入建设队打铁部。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创办西北农具厂,赵占魁被调去当翻砂工人。他常年在化铁炉边工作,翻砂铸铁,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但他总是以身作则,干那些又苦又累的活。工人信任他、拥护他,他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后来,赵占魁担任农具厂翻砂股股长,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每次劳动竞赛中都获得“甲等劳动英雄”奖章,成为边区工人的模范。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赵占魁被四个工厂的选民一致提名当选为候补委员。
1942年初,延安第一兵工厂发生了工人闹事。中央在派人赴厂对工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工人赵占魁一贯劳动态度好,技术水平高,很能团结人。更可贵的是,在工人闹事时,他仍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进行了抵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边区工人中开展“赵占魁运动”。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社论写道:“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都是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工作作风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是宝贵的,值得大大发扬的,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希望全边区有千个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1942年9月13日,新华社著名记者张铁夫、穆青发表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在这篇长篇通讯中,记者把赵占魁的模范事迹浓缩为一句话作为题记放在文前:“他没有突出的表现,也没有惊人的故事;三年来他平凡地工作着,犹如泉水滴凿着岩石。”
而在《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之前,1942年9月8日,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厂长徐驰,就在厂里号召全厂职工向赵占魁学习,并报告上级,请求奖励赵占魁。9月26日,农具厂举行庆祝大会,表彰奖励赵占魁。老一辈工运领袖、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代表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工人模范”的锦旗授予赵占魁。
1942年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一、认识这一运动不同过去各次普遍的生产竞赛,而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二、这是工厂整风学习中具体的材料,因此应配合整风学习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把9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作为学习文件之一,收集有关材料与本厂实际问题,组织传达讨论,在工人中造成一个热潮。三、为达到上述目的,应根据各厂现实情况找出模范例子来。因此,必须事先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友们的生产情绪和工厂中存在的问题,经过酝酿准备,然后有条件有目标地发动。四、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涌现出大批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各厂应详细定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五、必须协同党政共同研究讨论,防止及纠正轻视或过急等偏向,并希望党政工作同志踊跃参加这一工作,使‘赵占魁运动’在各工厂热烈地开展起来。”
1942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发表《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一文,指出“各厂工会必须重视这个运动,并认识这个运动是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的关键,是工会本身的中心任务,必须动员所有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领导和开展这个运动……为使这个运动普遍深入,应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向所有的工人作普遍详细的宣传解释,使大家都参加到运动中来,并进行长期有计划的教育,使工人认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应有的劳动态度,反对经济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高长久提出,根据赵占魁的英雄模范事迹,模范工人应有七条标准,并作为在开展“赵占魁运动”中工人的奋斗目标:“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护工具,节省材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1943年2月7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针对“赵占魁运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发表文章《响应生产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重申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意义和办法。他指出:“为了克服抗战困难和减轻各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同时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我党中央曾不断号召发展各根据地生产。在各根据地里,一切觉悟的工人无不积极起来响应这一号召。为了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及日用必需品,就有赖于工人劳动热情更进一步提高,在设备简陋的公营工厂中,只有广泛开展‘赵占魁运动’,才能达到减低成本、提高生产率。”
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赵占魁运动”,邓发身体力行,深入工厂,进行具体指导。他先到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而后又去了中央印刷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谈心,询问工人们对开展“赵占魁运动”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好办法,等等,然后和这些企业的党、政、工领导一起商议方法、步骤,拿出可行的方案,再到工人中征求意见。在邓发的具体指导下,农具厂、中央印刷厂的“赵占魁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职工们还推选赵占魁担任农具厂“赵占魁运动”委员会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亲自到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公营厂——难民纺织厂,具体指导这个厂开展“赵占魁运动”。张闻天在难民纺织厂帮助三个工人制订出参加“赵占魁运动”的计划后,给厂工会主办的墙报《工先报》编辑写了一封信,署名“洛甫”,对如何在厂里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附上三个工人参加“赵占魁运动”的个人计划。张闻天在信中写道:“最近,我同本厂某些工友谈话,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代他们写下了各自的生产计划。这样的计划,我现在已经有三个。这些计划都是很好的,今一并寄上,希望在贵报上公布出来。这一方面,可以推动全厂工友们都能订出这样的计划;另一方面,大家也能督促这些计划的具体实现。同时,我希望在这些计划的制订与执行中,发动个人与个人间,小组与小组间,部门与部门间的竞赛,使‘赵占魁运动’在本厂内开展起来。”在张闻天的指导下,难民纺织厂很快有174人参加“赵占魁运动”,占全厂职工总数的1/3。
1943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指出: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和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的工作,必须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与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据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的高长久回忆:早在194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赵占魁所在的农具厂奖励赵占魁的消息被《解放日报》刊载,毛主席看到报道后立即给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邓发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后,边区总工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又一次派人去农具厂总结赵占魁同志的先进事迹,并组织动员各工厂各生产单位职工向他学习。西北局林伯渠同志对我说,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是指工人,工农兵学商中到处有英雄模范人物。贾拓夫同志对我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意思是要我们广泛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
“赵占魁运动”在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党、政、工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与下,从陕甘宁边区开始,迅速推广到了晋绥、太行、太岳、晋察冀等各个抗日根据地,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赵占魁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如晋绥根据地以张秋凤名字命名开展了“张秋凤运动”,太行根据地以甄荣典名字命名开展了“甄荣典运动”等。运动造就了新的劳动风气,培养出一大批有高度觉悟的新型工人。